【理论探索】赵峰 赵芫源：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集中：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简介

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芫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占主导的生产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会系统地改变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资本集中的方式表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20世纪末以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平台型组织深刻影响了资本集中的方式。考察数字经济时代资本集中的新特征可以发现，此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方式均发生改变，资本之间的形式隶属让位于实质隶属，垄断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加强。这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对抗性矛盾进一步升级，虽然短期来看这一对抗性矛盾似乎得到修复，但长期中被进一步激化、广化和加深，最终生产过剩会沿着平台组织下的全球生产网络蔓延，使全球经济呈现出停滞的常态化趋势。我国在以数字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引导和规范其健康扩张和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 资本集中 经济停滞趋势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其中生产力的进步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技术的重大变化会导致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从而引起生产关系诸多方面的调整和变化。20世纪末以来，数字技术日益发展成熟，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形成了一套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资本借助平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深刻影响着自身的集中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使资本主义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那么，数字技术发展应用对资本集中形式的改变将导致产业资本集中和金融资本集中之间发生怎样的互动？这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有何影响？这是我们需要系统分析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马克思高度重视资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趋势，认为小资本之间的竞争会逐渐被大型资本的垄断替代；大资本借助信用和竞争快速吸收和剥夺小资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集中并形成垄断。列宁进一步研究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被垄断取代，以垄断为基础，资本进入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随着20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数字经济及其影响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们认为，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基础性、主导性的技术范式，其发展应用引起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此时，竞争和信用仍然是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的杠杆，但数字平台的发展使竞争程度和信用工具本身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资本的掠夺方式发生改变。这具体表现为传统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方式正经历着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深刻变革，大型垄断资本与小资本之间的关系从形式隶属转为实质隶属；随着垄断平台的产生和扩张，产业资本集中与金融资本集中有着彼此增强的互动，资本增殖越来越为少数垄断资本所占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新趋势和新特征。短期来看，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个别资本内部生产计划性增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并修复了生产—实现的矛盾。但长期来看，这一对抗性矛盾并未消失，反而在垄断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中进一步扩大，这是因为垄断资本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和数据资源，形成了对市场的强大控制力。在追求更高利润的驱动下，生产持续扩张，市场容量却难以同步增长，从而加剧了生产过剩，最终导致周期性危机的频发。

一、产业资本集中的方式改变 和隶属强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平台组织方式，使竞争和信用两大杠杆出现了新的发展。产业资本的集中不再局限于强制或平滑的股权兼并，资本的掠夺方式也发生改变，外围竞争性资本对于中心平台资本的形式隶属让位于实质隶属，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力量，资本的垄断程度空前提升。

（一）平台是一种新的资本集中方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不同资本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大型垄断资本以信用和竞争为杠杆，采用如兼并重组的“竞争斗争”等强制集中，或如“股份公司”等平滑集中的方式，剥夺、吸收小资本，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资本集中，以适应社会大生产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指出，“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在呈现为链式的“管道”经济中，资本借助信用和竞争加速集中，最终产生了垄断。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跨行业和时空，自主收集、传输、加工和处理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信息，产业资本依靠数字网络等方式进行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带来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从传统的买卖双方通过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实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管道”经济，逐渐转变为以数字平台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台”经济，将传统的买卖“双方机制”扩展到卖方、买方、平台“三方机制”，诞生了商品交易型、社交媒体型、用户生成内容型、共享经济型、搜索引擎型、工作众包型、资金众筹与P2P融资型等多种平台。数据流、商品流和资金流在平台中流动，用户和资金逐渐集聚在大型平台之上。此时竞争仍然是加速资本集中的重要杠杆，但大型垄断资本支配下的数字平台加深了竞争的层次和激烈程度，使竞争不仅围绕产销本身，更围绕着市场进入权力和数据资源展开，为数字经济时代加速资本集中和加剧垄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先，平台准入机制提升了竞争层次，是大资本对小资本自由进出市场权力的剥夺。大型垄断资本与数字平台结合，以平台准入规则限制潜在资本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设计竞争机制，将部分小资本直接排除在竞争体系之外，剥夺其竞争权力，使竞争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平台准入是数字平台通过设定技术门槛、资金要求、数据共享和服务质量标准等严格的准入条件，筛选商品提供者，进而对市场形成强控制力的一种新型垄断方式。大型垄断资本借助平台准入机制，以绝对优势力量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强制地或平滑地剥夺小资本，且这种剥夺强度不以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为限制，可以快速推进资本的集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其次，日益扩大生产的平台生态系统升级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形态，推动了竞争的纵深发展，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大型垄断资本借助平台生态，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控制和一站式服务等，在与小资本的竞争中取得明显优势地位，加速垄断的形成。马克思指出：“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一方面，平台通过收集用户数据并利用算法对其进行分析和控制，优化产品生产、运营和销售环节，通过更精准地推送广告，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从而降低市场价格，排除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为用户提供物流、仓储、金融等一站式服务，使其无需跳转到其他平台或服务商，并通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不断强化平台用户黏性，吸引更多用户和资本入驻。

总之，与数字平台结合的大型垄断资本升级了竞争层次，将潜在竞争者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同时改变了资本的掠夺方式，对数据和用户等资源实现垄断式占有，使自身逐渐摆脱了实际的生产过程，转而向竞争性资本收取租金，此刻，大资本对小资本的“股权控制”这一形式隶属让位于“资本积累过程控制”这一实质隶属，资本集中和垄断程度进一步提升。

（二）数字经济时代小资本对大型垄断资本的形式隶属让位于实质隶属

在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其与大型垄断资本之间呈现着一种以形式隶属为主导的资本关系模式，具体表现为资本之间通过收购或股权等方式形成纵向的垂直一体化结合。垂直一体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小资本均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生产、销售、技术等多个方面依附于大资本，以获取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资源和市场。这种资本关系不仅通过资源和市场划分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也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和阶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却存在明显弊病。一方面，强制的产业资本集中通常伴随资本的暴力吞并和权力的强制干预，会加剧阶级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平滑的“股份制”的集中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冲突，但其增加了市场中的投机和泡沫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生产进一步走向标准化、模块化，产业组织呈现出垂直解体的趋势，资本之间的垂直一体化关系逐渐被网络化生产替代，形成“生产网络范式”。但这时资本的网络化关系并非简单地从科层转向市场，而是指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交易与合作，大资本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更具专业性的小资本，不同资本之间以产业链分工为基础，仍然存在较为明确的上下游或股权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产业资本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和资本集中模式，促进了生产边界的开放，资本跨界经营日益成为常态，资本掠夺剩余价值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型垄断资本的资本积累能力提升，强化了其对小资本的实质统治。

大型垄断资本积累能力的提升首先表现在控制力上。大型垄断资本拥有对其支配下的平台内部企业完全的控制能力，实现对数据、算法、用户行为等多个维度的全面掌控，这种控制已经远远超过了股权控制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逐渐渗透到整个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之中。生产前，大型垄断资本通过构建信息技术部门和数据中心，建立自有数字平台，设立平台准入规则、垄断数据信息和优化算法决策等方式，提升自身对市场资源分配和消费者行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小资本纳入其控制网络和积累过程之中，直接控制小资本的经营决策权和核心资源，强化了小资本的信息依赖。在生产中，大型垄断资本运用算法高效分析海量用户数据，精准把握平台内部企业的运营状况、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等，从而更快速准确地制定生产策略，影响和控制市场供需，实现生产过程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加速资本集中和积聚，促进资本积累。生产后，大型垄断资本能够实现个性化广告的精准投放，突破时空限制，以较高的交易效率实现当下商品的精准销售，完成“惊险的跳跃”，加速商品价值的实现，提高资本周转速度，促进资本积累。此时，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中小资本通过契约、合同等法律形式和大资本形成外在的供应链上下游关系不同，平台上的小资本虽然表面上面向消费者且保持独立，但实质上其市场行为受数字技术、算法和平台规则控制，在运营、定价和市场策略上严重依赖大资本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服务，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独立获取和分析信息，已经成为大资本战略布局中的一部分，必须依附于大型垄断资本以获取市场准入机会和流量扶持。至此，整个产业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过程由大型垄断资本所主导。

另一方面，大型垄断资本借助数字平台重塑产业链分工，增大了能够支配的资本份额，蕴含着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的资本积聚，促进了资本积累。

总体来看，大型垄断资本凭借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垄断优势，通过低成本、高隐蔽性和更强制性的方式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实现产业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加速资本积累。而小资本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持自身竞争力，必须依赖大资本提供的技术和服务，这种依赖不仅表现为技术的直接应用，更包括对其研发成果、创新活动和方向的依赖。尽管小资本在表面上拥有更广泛的市场选择和资本筹措渠道，然而其实质性的资本积累却受到平台规则与数字技术的双重掣肘。最终，传统的形式隶属在数字平台的掩饰下被弱化，小资本愈发依赖于大资本，逐渐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资本之间的实质隶属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大型垄断资本借助数字平台加速资本集中和积聚，强化对小资本的内在控制，整个资本积累在大资本主导下完成，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会逐渐外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金融资本集中的模式创新和互动机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集中的重要途径之一——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信用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活动的兴起，金融资本日益成为重要的垄断资本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黄金年代”的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涨”，金融资本与职能资本呈现出既对立又统一、既对抗又融合的竞争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再次发生结构性转型，日益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金融资本的霸权势力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金融资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对非金融部门和公司的控制和支配程度不断加强。此时的金融资本集中以抵押贷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但其存在成本高、风险集中、流动性限制强、评估抵押品价值审批流程繁琐等显著缺点。

（一）更高效和低成本的金融资本集中方式

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依托，诞生了如智能投顾、数字货币融资、供应链金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众筹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等新型金融信用工具。这些灵活的信用工具降低了资金集中成本，加速了金融资本的集中。

首先，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新型金融工具为资本集中创造了便捷高效的环境，降低了金融资本集中的门槛，显著提升了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和集中速度。传统的金融资本集中依赖于银行、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而数字技术加持下去中心化的金融科技平台，为全球资金的供需双方直接对接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透明的环境，显著降低了资金供需双方对中介机构的依赖，提高了资金流动效率和集中速度。例如，比特币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共识算法、去信任化和无中心发行等方式，实现了金融资本的去中心化。在这个系统中，公开透明的交易记录由多节点分散存储，打破了传统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心化控制格局，资金有极高的流动性，集中程度随着比特币价格涨落变化，集中速度明显加快。再如，智能投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为投资者提供定制化的投资建议和智能化的投资组合管理、分析市场趋势、预测股票价格等。这种方式不仅辅助投资者作出更加精准的投资对策，还放宽了金融资本集中的准入条件，降低了金融资本集中门槛，增大了金融资本集中的范围。

其次，灵活多元的新型信用工具降低了金融资本集中的成本。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复杂的审批流程，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而数字平台则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实现了对投资项目的快速筛选和评估，大大缩短了资金筹集的时间，使其直接交易成为可能，为各类用户提供了更加精准、便捷、多元化、风险可控的融资渠道。

（二）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彼此增强

资本集中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同资本之间通过横向和纵向联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数字经济时代，不仅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程度借助数字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产业资本集中与金融资本集中之间还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增强的动态循环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其表现为产业资本集中为金融资本集中提供基础，金融资本的集中促进数字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产业资本集中水平。

首先，金融资本集中为产业资本集中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支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资本借助去中心化、门槛低、成本效益显著的数字金融工具，深度参与产业资本集中过程，为产业资本筹集资金，成为产业资本优化资源配置、辐射生产网络、改良平台基础设施的重要资金来源。一方面，其将资金集中到受产业资本支配的垄断平台上，这不仅为数字平台基础设施的升级提供了大规模流动资金，还有助于辐射和完善产业资本控制下的生产网络，为产业资本进行大规模扩张和并购、增强自身在剩余价值转移和占有方面的能力、加速资本集中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不仅能够迅速捕捉科技进步的前沿，充分利用技术和数据垄断优势，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主导行业发展方向，并迅速进入新兴产业占领市场，不断吞并其他资本，促进资本积聚和积累；还能设置技术壁垒，控制核心技术和创新资源，对小资本形成“技术锁定”，剥夺其独立技术创新的能力，将推进资本积累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集中结合，通过大规模资金投入，实现了资金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逐渐控制了产业发展方向和资本积累过程。

其次，产业资本集中的加强也促进了金融资本集中的深化。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产业资本规模扩大推动金融需求增长。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大企业所获利润占国家总利润的比重不断提高。自进入数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年利润大于十亿的大企业占国内总利润的比例在20年内上升了70.91%。为维持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产业资本需要金融资本提供大规模资金，不仅要将其投入数字技术硬件和软件的创新和开发应用，以匹配当前社会爆发式的数据量和强大的算力；还需要直接参与新兴公司和业务条线的收购与整合，为产业资本的并购和扩张提供灵活便捷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产业资本集中控制下的数字垄断平台被金融资本作为追逐高回报的理想场所，平台的垄断租金激励着金融资本的持续注资。由此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产融结合的垄断集团，使金融资本能够更高效地分享产业资本集中带来的收益，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资本的集中。如此一来，产业资本集中为金融资本集中提供基础，随着金融资本集中的加深，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形成具有强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产融资本，通过提升剩余价值占有能力，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积累。

三、数字经济时代资本集中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启示

马克思认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其表现为生产与需求之间不匹配，即生产—实现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源在于生产力世界布局的改变，而数字技术在生产力内在结构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促进了生产的深度社会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随着资本之间实质隶属关系的增强、不同类型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互动，跨国垄断资本对全球总资本运动统摄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赋予发达国家短期中修复资本循环的契机。但从长期看，资本的全球集中使劳资两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尖锐化，这将使积累和社会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生产过剩会沿全球生产网络蔓延，全球经济停滞将趋于常态化。这在给我国长期发展带来更深层次风险挑战的同时,也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数字经济时代资本集中蕴含的深层次危机

当前垄断平台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增强了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定制化和柔性生产可能的规模化，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市场风险，在短期内对生产—实现这一对抗性矛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这一方面是因为垄断平台能够凭借其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更有效地协调和组织生产资源，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随着垄断平台掌握更多的数据和资源，其能通过数据集成和算法优化显著提高生产决策的效率，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实现定制化生产与柔性生产的快速响应和大规模部署。

（二）应对策略与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数字时代资本集中方式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双刃剑。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优势和我国宏观治理体系的重大优势，驾驭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新形态资本，规范其扩张秩序，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高水平安全的强大力量。

首先，合理利用数字平台，推动不同资本的良性集中和发展。在产业资本层面，要借助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优化产业资本集中，通过合并与重组，形成具有更强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既要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生产过剩；又要鼓励本国跨国数字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数字产业链上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警惕国际数字霸权，防止掌握数字技术的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锁定。在金融资本层面，要关注金融资本控制力提升和金融化趋势增强带来的去工业化问题，谨防数字经济下的脱实向虚。当今，各种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战略投资的偏好由实体经济和传统制造业转向数字企业，与数字平台的深度绑定使金融资本自身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显著增强，这虽然推动了部分领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了实体经济增长低迷和制造业发展活力下降等问题。为此，要注重提升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维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平衡发展，避免形成虚拟经济泡沫；同时利用好金融资本和数字技术，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实体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

其次，推动数据要素等核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打破私人垄断，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共享和高效利用，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公共数据确权、使用和产权保护的问题。逐步推进各类重要数据有序、规范开放，充分利用平台交易活动中生成的兼具使用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公共数据，实现多主体生产和多场景复用，促进资源共享，激发资本竞争活力，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针对数字平台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供求不匹配”问题，要基于算法对平台中的用户行为进行统筹、监管和审查，同时对检测到数字平台企业破坏市场竞争、滥用市场地位以期获取更多利润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及时进行预警，最大限度上降低生产过剩风险。

最后，优化社会分配结构，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政府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仅要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鼓励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合理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还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劳动力市场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确保劳动者能够获得公平的工资收入；也要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更要通过税收政策、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以缓解生产过剩与消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5期，注和文献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